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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論:中國文明旅游建設的“彷徨”與“吶喊”

  • 2016-01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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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中國旅游業十大新聞出爐,“建立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”赫然在列。2015年12月29日,國家旅游局在廈門啟動了“為中國加分”文明旅游公益行動暨2016年萬名文明游客征集,即為文明旅游建設的2015年畫下句號,也為2016年開啟新篇。

  這項在各級部門、各個群體中“說起來易、做起來難”,“說起來重要、做起來不要”的工作,在2015年從國家旅游局的工作格局中,迎來了從重視程度到建設深度的新境界。

  旅游,是文明的檢驗場

  人們在旅游中,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、從熟人社會到異地生活、從熟悉的小圈層到陌生的大圈層頻繁轉換。隨著固有“生活位”的頻繁改變,在公共空間、陌生圈層,人們的一言一行都放在一個共同的“社會準線”上比較、審視、檢閱。

  在私人空間、熟人社會,很多行為、習性、素養是不文明、不健康的,因為習以為常、法不責眾,也就不會進入公眾的檢討范圍。但是旅游是一個在公共領域的活動,這些行為低于“社會準線”,往往對他人和社會造成“負影響”,則被框入不文明行為。

  比如,在生活中人們普遍有占小便宜、什么便宜買什么的心態,在報名出游時以最低價為目標,誘導了旅游業中的“零負團費”。少數人對私人空間與財物表現出極大的虔誠態度,但在旅行中,面對公共空間與公共財物,卻表現出低于“社會準線”的行為。

  可以說,旅游作為人人都喜歡、人人都參與的低門檻、高興趣活動,使社會其它部位的“淤積”、“病痛”在旅游市場找到了“潰爛”的出口,旅游成為文明最前置的檢驗場。

  為文明旅游“建章立制”

  有人說,一個人思想意識、行為方式的變化,需要經歷服從、認同、內化三個階段。文明旅游的行為與意識還處在“服從”階段,需要劃出行為規范的紅線,以剛性制度剎住不文明之風。

  面對文明旅游建設重視不夠、力量不足、針對性不強、制度手段滯后等問題,國家旅游局從建章立制方面,為文明旅游建設推出了一系列“硬舉措”。

  其一,在內設機構中新成立了“文明旅游建設指導處”,使文明旅游建設工作有了專門的依托,專門的人馬。其二,出臺了《關于進一步加強旅游行業文明旅游工作的指導意見》,這是對文明旅游建設第一個系統性指導意見。同時,要求各地要積極推動地方將文明旅游相關要求入法入規,推進文明旅游工作制度化。

  建立專門的隊伍,出臺專門的意見,不僅是文明旅游建設舉措上的“干貨”,更是一種強烈的導向,凸顯了國家旅游局把文明旅游建設提升到了新高度。

  “黑名單”:讓不文明游客“長記性”

  僅憑一時的振臂一呼和即興的道德譴責,而沒有讓違規者付出代價的處罰,文明旅游的規則、秩序、譴責都將是式微的,可以視而不見的。

  自律與他律,是文明旅游建設的“雙軌”,缺一不可。國家旅游局從“他律”端發力,2015年開始施行《游客不文明記錄管理暫行辦法》,公布了四批游客“黑名單”,有16名游客被列入“黑名單”。

  當然,任何“黑名單”都不是一“黑”就靈,能否真正讓不文明游客“長記性”,關鍵要“長牙齒”。為此,國家旅游局與中國民用航空局簽署了《關于加強文明旅游工作,促進行業融合發展的合作協議》。

  各地也在積極行動,如北京市旅游委在原有的游客不良記錄系統基礎上,與首都機場安保公司合作,開展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工作以及旅游安全管理工作。

  中國旅游志愿者:奏響文明旅游“交響曲”

  6月6日,國家旅游局李金早局長對在華僑城濕地的“紅馬甲”——深圳旅游義工點贊。7月18日,國家旅游局授予深圳市“全國文明旅游志愿服務示范市”。“旅游義工”工作在深圳正式開展先行先試。國家旅游局副局長王曉峰指出,文明旅游志愿服務人人可為、事事可為、時時可為,推動文明旅游志愿服務也是時代所需、社會所盼、人民所愿。

  為使旅游志愿服務由“點”擴散到“面”,從深圳的先試先行到全國的普及推廣,國家旅游局在總結深圳經驗的基礎上,確立了“一支隊伍,兩個階段,三大目標,四項原則,五項任務”的旅游志愿者工作總體部署,拉開在全國建立“中國旅游志愿者隊伍”的帷幕。

  9月10日,中國旅游志愿者管理信息服務平臺上線運行,在全國范圍內招募中國旅游志愿者,迅速招募了龐大的志愿者隊伍。

  9月30日,中國旅游志愿者隊伍在北京天壇公園成立,把志愿服務從自發的、零星的、分散的個人活動“轉軌”到有組織、有規模、有方向的社會行為。

  旅游志愿者之所以能引起社會廣泛共鳴,它扣住了崇高道德化大為小、積小成大的方法論,具有廣泛的認同性、參與性、社會性。

  三個群體:好導游、好游客、大學生

  “抓兩頭、帶中間”,是一頭樹先進典型,一頭做后進轉化工作,通過抓兩頭,把中間層群眾帶動起來。文明旅游建設也遵循了這一方法觀,其中在樹先進典型方面,抓住了三個重點群體:好導游、好游客、大學生。

  在導游群體中樹立1000名“中國好導游”,在游客群體中樹立1000名“中國好游客”,采取全媒體互動方式在全國鋪開,宣傳一批文明服務、文明引導的導游先進典型,以及講文明、守公德的好游客。在年輕人中把大學生作為文明旅游的“先鋒”。首屆大學生“文明旅游背包行”公益宣傳活動,走進山東等22個省,125所高校16200名在校大學生直接參與。

  當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“中國好導游”、“中國好游客”的隊伍中的時候,就將有更多的文明因子呈現。

  統籌三個“多數”與“少數”的關系

  旅游市場監管的對象是市場經營主體,文明旅游引導的對象是廣大游客。這里有三個關系,監管部門相對于市場經營主體和游客都屬于“少數”,市場經營主體與游客相比又屬于“少數”,游客始終是多數群體。

  如何統籌旅游者與經營主體、經營主體與監管部門,旅游者與監管部門三個“多數”與“少數”的關系,是文明旅游建設的大課題。

  用少數監管多數,當然是難題,尤其是旅游市場急劇壯大,“少數”幾乎沒有變化,但市場主體與游客人次這兩個“多數”卻變得越來越多。

  怎么用多數監督少數,用社會監督個體,共同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,才是監管的最大利器。毛主席說,政治就是把自己的朋友弄的多多的,把敵人的朋友搞得少少的。文明旅游的建設,也是要把文明的游客弄的多多的,不文明的游客弄的少少的。

  其中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是,劃一條什么樣的準線,來界定游客中“多數”與“少數”的關系?比如,一些不文明現象,法律上沒有賦予處罰手段,大家也就跟風隨性,在“法不責眾”的社會心態下,監管就會步入“只有共識、沒有共利”的困境。

  探索破除“法不責眾”的社會心態,把文明的“社會準線”提高,比如國家旅游局發布提示,游客參與不合理低價簽訂虛假合同也將受到處罰,用一些處罰、警示的手段,使人們都收斂習以為常的不文明利益行為、不成熟消費心態,使之成為大多數人的行為準則,這樣或許是使文明旅游者成為多數,不文明旅游者成為少數的捷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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